(a)放生的好地方在哪里
返回厦门，众议决定兴建工程，委由转岸与闽南名匠杨桂馨洽商工程发包，议成，转岸任监督，此一鉅大工程，为时十年，转岸不辞辛劳，栉风沐雨，于雕梁画栋，壮丽梵宫，乃至一石一木，莫不悉心规画，始终其事。
在此期间，南普陀寺有了重大变革，一九二二年，转逢和尚接住南普陀寺，大事兴革，把原来的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，并拟定十方选贤公约二十条，住持的产生，由继承制改为选贤制。这项措施，改革了历来法派的陋规，获得诸山长老的赞许。一切规画完毕，一九二四年选出时任泉州承天寺住持会泉法师，出任改制后的南普陀寺首任住持。转逢与会泉相商，为适应时代潮流，培育僧才，在南普陀寺内创立“闽南佛学院”，由会泉法师任院长，并聘请毕业于上海华严大学的常惺法师任佛学院副院长，蕙庭法师任教务主任。
一九二七年，会泉首任住持任期届满，会泉、转逢等共议继任人选。那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，军队不时侵入庙宇驻扎，并喊出“没收庙产、兴办学校”的口号，闽省僧侣莫不惶惶不安。常惺法师建议礼请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继任，有维护寺院的作用。众人咸表赞同，于是到上海礼请太虚大师的任务，就落在转岸、转逢、常惺三师身上。他三人到上海会晤太虚大师，转逢与大师早年在宁波天童寺是同参，情谊颇笃，于是大师应允，于是年四月二日，在南普陀寺行住持进院礼，并兼佛学院院长。继之请转岸、觉斌二师为监院，襄助寺务。
不幸两年之后，南普陀寺的中殿发生火灾。这座中殿原是八角形建筑，雕梁画栋，起凤腾蛟，可说是集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，一旦化为灰烬，四方莫不惋惜，而转岸师尤为痛心。他慨然以重修为己任，又辛劳了三年余，始恢复旧观。他这种精神，感动了厦门富商蒋以德居士，蒋独力捐出巨资，又建了一座后殿。后殿为二层，上为藏经阁，下层为法堂，至此，这五老峰前的庄严古剎，规模始灿然大备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星洲光复，一九四七年老和尚接任普陀寺住持，以普陀寺信托人的身分，礼请在槟榔屿弘化的宏船法师，到新加坡出任光明山普觉寺住持，宏船法师乃由槟城到星洲。光明山普觉寺是新加坡的首创，始创于一九二一年，由最早创建普陀寺的转道法师开山。当时是由一位郑雨生居士捐献了三十英亩土地，侨界闻人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施舍净资建造，所以规模十分宏大，并且是一处安僧接众的十方丛林。转道以后继任住持的，有善慧、弘宗、步森诸师。
普觉寺前原有一处放生园，众议扩大兴建，辟成一处园林，凿一巨池，以供水族放生；广建栅舍，以供禽畜栖息，此外并建造亭囿台榭，以配合景观。这项工程，繁复万端，若不是胸有成竹，具泉壑造化之匠心者，难以胜任。众议组织“建园委员会”，推请转岸老和尚为主任委员，老和尚又负起了建园的任务。辛劳多年，始竟其事。
后来，新加坡龙山寺比邻之弥陀寺，旷地极广，佛教人士共议在该处创建学校，以培育青年学子，老和尚首先响应。他以精于建筑出名，这建校的责任又由他担起来，出任“弥陀学校建筑委员会”主席及信托人之一。一九五〇年，老和尚被推为弥陀寺住持，更擘画修建大殿，扩建功德堂，经年落成，弥陀寺奂然一新。继之又与普觉寺住持宏船、监院广周二师，计画翻建普觉寺大雄宝殿，后来这项工程也在他的擘划下翻建完成。
一九六五年，新加坡居士林购下了金炎律旧林址比邻的一大片土地，要扩建新林址大楼，转岸老和尚是居士林的导师之一，集会共议之日，他主张大厦中要有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，以供集会及念佛共修，并适应未来的发展。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解，与会者咸表赞同，众人又推他为“建筑委员会”主席，他也就当仁不让的承担下来。老和尚以为，末法时代要引人对于佛法起信，寺剎庄严也是条件之一，以此他一生为佛教建筑尽力。
后来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“佛教施诊所”，设立在普陀寺功德堂的二楼。这时老和尚已年逾八十，数年前自弥陀寺退居，在龙山寺养静。施诊所董事会又推老和尚为佛教施诊所名誉主席，以资号召。
老和尚一生淡于名利，而为教为法，义所当为者，决不推诿。他生性重实际蠲繁文，虽一生为佛教尽瘁，而本身朝夕行持，未尝间断。每晨拂晓即起，上殿礼佛，禅净并修。他开示大众，念佛者须兼静坐观心，始能顿歇妄念，以至定境现前，此为一心不乱之法要。慈祥恳切，感人至深。
老和尚年轻时练过武功，所以八十余岁，犹身体硬朗，走路健步如飞，往返市区，乘坐巴士，攀登上下，不亚于年轻人。他一生生活节俭，不尚浮华，而恫瘝在抱之心，出乎天性。他晚年预立遗嘱，将他毕生俭蓄的钵资，委托广净、印实二师，悉数分赠各慈善机构。
一九七〇年元月中旬，老和尚示疾，拒进汤药，对周围的人说：
死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落叶归根，自古不免，我现在唯一心念是求归安养，毫无其他挂碍。
到元月二十四日傍晚，老和尚自知时至，告诉身边的人，他要回弥陀寺丈室。众人扶持他回到弥陀寺，在丈室安卧，身边的人为他念佛。到初夜时分，老和尚睁开眼，随众念佛。念了数声，声音转弱至无，安详入寂，时为己酉年腊月十七日（一九七〇年元月二十日）。享年积闰九十有四，僧腊七十二夏，戒腊六十九夏。
腊月二十三日，遗体荼毗于光明山化身塔，四众送龛至山者数千人，山谷为满。荼毗后检得大舍利十余，小舍利数百，皆灿烂夺目，众人多感动流涕。舍利分做数份，供养于普陀、普觉、龙山诸寺及居士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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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赞法师：抗日救国的佛教领袖巨赞法师（1908～1984）
周恩来总理题词
巨赞法师铜像
巨赞法师（1908～1984）江苏江阴县人。俗姓潘，名楚桐，字琴朴，要塞贯庄村人。著名佛学家。民国16年（1927）江阴县立师范毕业，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1929年返乡，任金童小学校长。秘密参加共产党，领导小学教员开展罢教斗争，被国民党当局缉捕。1931年春潜往杭州灵隐寺出家，经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太虚法师亲笔授书，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，取法名传戒，字定彗，后改名巨赞。抗战爆发后，奔走于福建、香港、广东、湖南等地，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。1938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，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。在叶的鼓励下，1939年秋，于圣化寺成立“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”，任协会宣传股长。6月10日，为首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，在街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，受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接见。1940年秋转移到桂林月牙山寺。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，1942年到桂平西山，任龙华寺主持。1944年，在内迁广西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执教。抗战胜利后回杭州灵隐寺，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协会秘书。1948年，创办武林佛学院并任院长。多次应邀赴台湾、澳门、香港讲学。1949年4月巨赞从香港抵达北京，为改革佛教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。9月巨赞作为佛教届代表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。10月1日，参加开国大典。1950年春，他积极筹办大雄麻袋厂，组织僧尼生产。6月担任《现代佛学》月刊主编。1952年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，1953年后一直担任副会长，曾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。1983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，被选为常务委员。1984年4月7日于北京圆寂。
佛教领袖
巨赞法师，是二十世纪后叶，中国有名的佛教领袖之一，同时也是佛教的有名学者。巨赞幼读私塾，及长就读江阴师范学校，一九二七年毕业，同年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夏大学。他在校时就参加了“爱国活动”，与激进人士相往还。他大学没有毕业就退了学，返回江阴后，在地方上担任小学校长，主要是从事地方上的民运活动。一九三〇年，他以领导中小学教师罢课游行，遭到治安机关的通缉，逃亡到杭州，匿居在西湖的灵隐寺。
灵隐寺的住持是慧 明老和尚，未几慧 明老和尚退居，由却非法师继主法席。巨赞在灵隐寺中接触佛教，阅读经典，萌生出家之念。乃于一九三一年，依却非和尚剃度出家，法名传戒，字定慧，巨赞一名是后来改的。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，时年二十四岁。圆戒后回灵隐寺，进一步深入经藏，研究法相唯识、天台教观，华严义理，以至于禅学、三论等大乘经典，勤学苦修，在佛学和修持方面都奠下深厚的基础。一九三三年，巨赞应重庆北碚的“汉藏教理院”之聘，到汉院任教。他在教理院只教了一学期，辞职离川赴南京，进入南京的支那内学院，依宜黄大师欧阳渐研究深造。他在内学院期间，刻苦向学，阅读佛经数千卷，写下了上百万言的读书笔记。
参加抗战救亡行列
一九三七年，八年抗日战争开始，支那内学西迁四川。巨赞离开内学院，展转经由厦门、香港、到了广东。他曾在南华寺亲近过虚云老和尚，未几由广东转赴湖南衡阳的南岳。南岳寺庙林立，是佛教胜地。他先在“南岳佛学讲习所”任教，他以此为掩护，参加抗战救亡行列，从事基层民运工作。
后来由田汉的介绍，和共产党人士恢复交往，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，在南岳成立“佛教抗战协会”、“佛教青年服务团”、“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”等机构，从事组织群众的活动。由于活动过于积极，又受到治安机关的注意，使他的安全受到威胁。一九四〇年，他应广西佛教会理事长道安法师之邀，到广西桂林，以此离开南岳。
弘法利生抗战胜利后，巨赞法师经广州返回杭州，驻锡他出家的祖庭灵隐寺，并出任浙江省佛教会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。翌年他为介绍灵隐寺概况，撰写了一本《灵隐小志》的小册子。一九四八年，他继会觉法师之后，出任杭州的武林佛教学院院长。年底，受到战事影响，佛学院停办，他也应香港信众之请，到港讲经，驻锡香港莲社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巨赞接受当局的邀请，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此后，他连续当选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及第六届的常务委员。
一九五〇年，他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，组织僧尼参加劳动生产。一九五三年，巨赞与陈铭枢、赵朴初、吕澄、周叔迦等居士学者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，担任筹备处副主任。中国佛教协会成立，圆瑛法师当选会长，喜饶嘉错当选第一副会长，赵朴初当选第二副会长兼秘书长，巨赞与周叔迦居士当选副秘书长。一九五七年，巨赞法师当选佛协副会长，并从事《大百科全书·宗教卷》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。并主持佛教协会出版的《法音杂志》。
创办武林佛学院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6年巨赞法师回到阔别已久的杭州灵隐寺。他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的秘书长。翌年，他创办武林佛学院，担任院长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致力佛教的教育事业。他教学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，要求学生不仅要勤于读佛书，而且应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，认为只有深入了解“世间法”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。他还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，经常阅读报纸新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参与筹备、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工作。中国佛学院成立后，曾任副院长，并亲自授课。文革后，他十分关心中国佛学院的工作，曾表示，应按照“生产化”和“学术化”的目标，设置课程，制定教学计划。他曾提出，佛学院的学生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：
（一）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医学等各行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；
（二）寺庙管理和接待业务的知识；
（三）文史哲等基础知识；
（四）较高的佛学水平。
巨赞法师在佛学研究方面，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，是一位优秀的学者。他生前发表了大量的佛学论文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由朱哲居士编集了三大册《巨赞法师文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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