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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•七”事变后，弘一大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非常愤慨。在重庆“风声日紧”、胆小怕死的僧侣时有离寺之心时，他竟以出家人的身份正色向僧侣宣告：“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，所饮的是温陵之水，身为佛子，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，自揣不如一只狗子；狗子尚能为主守门，吾一无所用，而犹腼腆受食，能无愧于心乎！”作为一个出家人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他虽不能组织一支“和尚军”奔赴前线杀寇敌，但此心耿耿，终难自已，遂自题居室曰：“殉教堂”，并每日书“念佛不忘救国”条幅数百，任人取去，起到了“凝聚民族，鼓舞民众”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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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，弘一大师60岁时，老友柳亚子，于大师诞日赋两绝以寿，诗曰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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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礼释迦佛，我拜马克思。

大雄大无畏，迹异小岂殊。

闭关谢尘网，吾意嫌消极。

愿持铁禅杖，打杀卖国贼。

大师报柳一偈曰：

亭亭菊一枝，高标矗劲节。

云何色殷红，殉教应流血。

睹敌骑而伤心，咏黄花以见志。弘一大师的“殉教应流血”，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他的殉国精神。大师在复丰子恺的书笺中，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：“古人诗云：‘莫嫌老圃秋容淡，犹有黄花晚节香。’吾人一生晚节最为要紧。”再看大师与日本某舰队司令的对话，更进一步证明了“殉教”一词的言外之意了。

窥伺闽南的日本某舰队司令，登陆假访大师于鹭江时，竟以“吾国为君之婿乡，又有血缘之亲，何意忘之”为由，威逼大师离闽赴日。同时，还强调必须以日语对话。弘一大师坚持“在华言华”，回答曰：“贵国为吾负笈之邦，师友均在，倘有日风烟俱净，祥和之气重现，贫僧旧地重游，谒师访友，以日语倾积久之愫，固所愿也。”日司令听了又诱胁道：“论弘扬佛法，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。法师若愿命驾，吾当奏明天皇，以国师礼专机迎往。”大师听罢厉声怒曰：“出家人宠辱俱忘，敝国虽穷，爱之弥笃！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，纵以身殉，在所不惜！”这话窘得日本舰队司令无言答辩，愧汗离去。

柳亚子曾批评弘一大师“闭关谢尘网，吾意嫌消极”。说句实在话，那时连年军阀混战，外侮日亟，国有瓜分之虞，民无宁日之苦。作为一个爱国者，要么揭竿而起，与反动统治者作不屈的斗争；要么削发入山，眼不见为净。大师虽然选择了后者，但爱国之心不泯，抗敌之志不渝，此均足千古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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